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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進出口貿易額對經濟增長(以GDP指標為參考值)的貢獻率更是保持在了近四分之一的高位，即約9%的GDP平均增長率中的25%是由進出口貿易拉動的。2001年的進、出口貢獻率分別是15%和13%左右，2002年到2010年的平均進、出口貢獻率分別為26%和28%，其中2003最高
摘要：進出口貿易額對經濟增長(以GDP指標為參考值)的貢獻率更是保持在了近四分之一的高位，即約9%的GDP平均增長率中的25%是由進出口貿易拉動的。2001年的進、出口貢獻率分別是15%和13%左右，2002年到2010年的平均進、出口貢獻率分別為26%和28%，其中2003最高值達到了60%以上。
與此同時，中國人享受的環境福利在減少。環境福利是人類除了基本生存條件滿足的前提下追求清新空氣和潔凈水源等環境權的需要，且要保證代際環境權的公平與可持續。統計發現，加入WTO后中國的能源消耗大增，污染排放也在不斷擴大，目前我國已經不存在輕度碳排放的省區。與美國相比，同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經濟體，中美雙邊貿易因為差異互補而使中國保持了十余年來的貿易順差，同時，中國也被指為世界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有關研究數據顯示，1994-2001年的內涵污染條件指標平穩增長，2001年達到頂峰，隨后有變小的趨勢。中國在加入WTO后從美國獲得的進口內含污染量增大，出口內含污染量減小。美國則相反，隨著貿易自由化的拓展和國際貿易分工合作模式的調整，美國因進口他國的貨物和服務而造福本國人民，將大量滿足本國發展需要的制造工廠轉移到了其他國家，也將大部分的碳排放轉移到了其他國家。相反，中國卻成了“世界工廠”，且隨著貿易順差的擴大，承擔了大量為滿足其他國家人民生活需要的碳排放。
平衡貿易與環境利益的經濟學解釋
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一直以來都是理論界爭論的焦點，將環境因素引入其中矛盾就愈加激烈。癥結在于人們總是難以平衡長期與短期利益、階段性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環境受益、人民物質享受與環境福利之間的關系。
第一，階段性經濟繁榮需要警惕污染擴大化的趨勢。環境庫茲涅茨理論認為，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呈倒U形關系，只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一般認為美國的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或是其他國家的人均GDP達6000美元時)，污染才有可能改善。然而，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長期趨勢與庫茲涅茨曲線并不一致，即普通能源消費的是稀缺的可耗竭資源，二氧化碳的排放隨著人類生活水平提高而不斷增加，這種剛性有時會導致環境的不可修復，即超過了環境閾值導致生態系統崩潰，致使環境容量大幅度下降。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依然沒有達到庫茲涅茨拐點，現階段若一味追求環境目標而忽視經濟發展是不符合中國現實需要的。
第二，國際貿易中的環境總效應受損。國際貿易帶來經濟發展的同時，相伴而生的環境效應未有定數。貿易中的環境效應被分解為結構效應、技術效應和規模效應三個方面。結構效應是基于比較優勢理論專門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他的比較劣勢產品，使得該國的產出結構發生變化。技術效應主要是因為消費者偏好綠色產品和清潔環境導致的環境友好技術的外溢，生產單位產品的社會總環境污染降低，一般為正效應。規模效應是貿易帶來經濟增長產生的污染物排放總量的變化，一般而言，經濟增長多少，污染物排放量也會相應增加多少。中國的經驗數據顯示，比較優勢集中于相對清潔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劣勢集中在污染較多的資本密集型、土地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產業，進出口貿易增長及貿易順差帶來的結構效應和規模效應均為負值，且遠遠超過技術效應引致的正面影響，因而，現階段的貿易順差帶來的環境效應為負，即環境污染增加，環境總效應受損。
第三，進出口產品結構性矛盾引致環境惡化。有數據研究證實，中國進口產品主要集中在石油加工業、金屬礦采選業、化學工業等高碳排放行業，出口的產品多源自批發和零售貿易業、服裝業、電子設備制造業等中、低碳排放行業。比較進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強度，出口轉移到其他國家的污染要遠遠小于進口帶給國內的污染，且隨著貿易順差的持續擴大，必然加劇這種進出口結構效應的環境負面影響。基于目前的進出口格局，出口并不是引致環境污染的主要原因，相反，是進口增長導致了國內環境污染擴大化的趨勢。
第四，跨境污染使中國成為“洋垃圾”的天堂。貿易自由化使得污染從發達國家流向了發展中國家，環境標準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成為了污染密集型產品的避難所。那些有著較高環境標準的發達國家，一方面為迎合國內企業界獲得選票支持，政府寧愿執行較低的環境標準，致使世界整體的環境標準就低而不就高;另一方面，為了討好激進環保主義者們，他們又頻頻聲討發展中國家的低標準帶來的平均環境福利水平的降低，要求提供相對統一公平的環境標準和競爭環境。出于全球環境福利水平的最優考慮，世界各國都在找尋解決跨境污染內部化的途徑。基于合作博弈理論的國家間一致行動計劃要求合作體內部各成員國在廢氣排放或污染轉移方面必須采取統一行動來降低成本，通過國際財政轉移或是雙邊關稅減低來分享國內消減污染的成本。然而，收益分配不均條件下的國際合作困難重重，國家間正式協定又需要高額的交易成本，治理跨境污染問題的有效國際合作路徑一直都在探索之中。
未來貿易與環境平衡的倡議選擇
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大國，中國面臨著經濟持續發展的壓力，又不得不肩負著保護本國環境和全球環境福利的責任。在以經濟發展為必要約束的條件下，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好貿易帶來的經濟利益，合理規制以減少貿易中的環境損失。
國家已經明確“十二五”期間將加強結構提升和產業發展，這是一個大好時機。我們可以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進出口產品結構;通過進出口產品結構的調整帶動和保障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為了實現這種結構性轉變和調整，需要配套出臺一系列的經濟政策和環境政策，平衡“三駕馬車”的協同效應，特別是平衡進出口貿易中的結構性效應和規模效應。一方面是要鼓勵“兩高一資”產品的進口，提高進口產品的污染減排量。通過技術創新帶動有競爭優勢的環保產業的發展，提高一次能源利用效率，開發可再生能源等新興能源，降低能源進口數量和對外依存度;培育有特色的國際服務貿易企業，大力發展旅游、文化、運輸、服務等產業。另一方面通過系列的法規政策和制度建設，提高相關行業和產品的環境標準門檻，并配合環境稅等經濟手段來實現“灰色貿易”向“綠色貿易”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