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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控制與弱契約:互聯網技術影響下的家政業用工模式研究

              發布時間:所屬分類:計算機職稱論文瀏覽:1

              摘 要: 摘要:互聯網技術與傳統家政業的結合將導致數字鴻溝的彌合亦或延續。本文通過建立勞動關系一勞動過程的聯合分析框架,指出金融資本和互聯網技術共同建構了互聯網家政業強控制一弱契約的用工模式,通過輕資產戰略延續家政工弱契約的勞動關系,又通過管理控制的多元化主

                摘要:互聯網技術與傳統家政業的結合將導致數字鴻溝的彌合亦或延續。本文通過建立勞動關系一勞動過程的聯合分析框架,指出金融資本和互聯網技術共同建構了互聯網家政業強控制一弱契約的用工模式,通過輕資產倡議延續家政工弱契約的勞動關系,又通過管理控制的多元化主體加強對勞動者的管理控制,形成強控制的勞動過程類型,從而在組織內部進一步加強了底層勞動者的結構位置,使數字鴻溝的運用差異結果被固化和隱性化。同時,通過在勞動過程討論中引入性別分析機制,呈現了互聯網家政業生產政體形成機制的復雜性。

              強控制與弱契約:互聯網技術影響下的家政業用工模式研究

                關鍵詞:互聯網家政;勞動關系;勞動過程;用工模式;數字鴻溝

                一、引言:數字鴻溝與020服務業的發展

                近年來,服務業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從 2012年到2014年分別為45.4%、47.6%和48.1%, 2014年服務業更首次超越第二產業(當年貢獻率 47.1%)成為促進國內生產總值的首要產業。在從業人口方面,2000年中國服務業的從業人口所占勞動人口總體的比重達到27.5%;2010年達到34.6%; 2013年達到38.5%。從2013年開始,服務業從業人員已經超過了第一產業農業從業人口,成為勞動力人口最主要的就業領域。在2014年和2015年,服務業從業人員還在繼續增長,并使之穩定地成為勞動力的主要就業領域①。

                從以上數據來看,服務業在中國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產業,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助推力,同時也成為勞動力就業的首要領域。特別是在快速發展的一二線城市,這一點更加明顯。以北京為例,2014年服務業占其地區生產總值的77.9%,而第二產業則為21.3%②。

                2015年,“互聯網+”③概念由政府和互聯網商業領袖先后提出后,極大地推動了互聯網技術與傳統服務業之間結合的深度與廣度,至此020(Online to Offline)服務業正式進入政府、資本和公眾的視野當中,迅速蓬勃發展起來。一大批相關企業例如餓了么、58到家、百度外賣、糯米等先后出現,形成新一波的創業浪潮。

                可以看到,此次互聯網020創業浪潮的顯著特征在于將線下現實需求、服務與線上技術相結合,從而實現對線下資源的配置與聯結;從勞動力市場的角度看,由于服務業自身的特點,底層勞動者也有機會直接參與到互聯網商業這一原本只屬于精英技術勞動者的領域,這一過程對于處于勞動力市場底層的傳統服務業勞動者來說既存在機遇也充滿挑戰。

                在互聯網技術誕生伊始,曼紐爾·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1]口姍就提出了“數字鴻溝”概念來呈現網絡技術在不同群體之間的可及性差異所帶來的社會不平等現象。這意味著,一方面社會已有的階層差異導致了網絡技術使用方面的差距,另一方面此差距又將成為在未來網絡社會當中延續和固化社會不平等的基礎和根源。

                “數字鴻溝”在勞動領域也同樣存在,但表現得更加復雜與微妙。在傳統的知識勞動方面,互聯網技術改變了傳統的知識勞動形式,例如動畫制作由人工手繪生產發展為電腦軟件流水線,這一改變再加上網絡技術降低了時空差距所帶來的溝通障礙,使得動畫產業的全球化和國際產業鏈的形成成為可能,邊緣發展中國家的動畫產業從業者從中獲得了進入全球市場的機會,同時也面臨著藝術個性被商業快餐模式所抹殺的現實㈣;而從體力勞動者的角度,相關研究發現雖然精英技術勞動者擁有使用互聯網技術的天然優勢,是互聯網技術及應用的主要建構者,但是底層勞動者在“山寨”設備與技術的支持下正在創建屬于自己的“草根網絡社會”,生成著以應對生存議題為核心關注的技術創新應用方式嘲。從中可以看到,技術可及性的差異有所減小,全球的動畫產業勞動者都能夠使用相關的軟件來從事生產,體力勞動者也能夠以“山寨”的方式形成自己的技術應用方式,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不平等的緩解或消除,相反在延續了傳統不平等的結構之外(核心一邊緣的全球產業鏈)還產生了新的風險,即創作個性的抹殺和生產的流水線化,底層“草根網絡社會”并沒有促進階層流動反而成為一個階層固化的符號與象征。

                而反觀互聯網產業本身,其發展過程主要是互聯網技術與資本相結合的過程,特別是其中工作文化的建構,相關學者提出資本利用互聯網技術本身所蘊含的文化特點,將其代人關注增長、速度、利潤的資本運作鏈條中,從而形成了工程師文化圈以及與其相關的企業文化㈣”。這一文化是對精英勞動者在企業組織內部角色的定位,也是對其在勞動力市場中相對位置的再確定,與此同時也清晰地呈現出與處于相對弱勢位置的底層勞動者之間的距離與差異。從這一角度來說,“數字鴻溝”是以明確和顯現的方式存在于精英技術勞動者和底層體力勞動者之間的。

                基于以上討論,本輪互聯網發展浪潮所帶來的 020服務業的發展,實際上將鴻溝兩端的勞動力群體納入—個共同的場域當中。那么這究竟是一次在勞動領域消弭“數字鴻溝”的機遇,還是仍然會作為延續與固化傳統不平等結構(勞動分工、勞動力市場結構等) 的過程?其中,服務業工作的本質和過程會發生哪些改變?服務業勞動者如何應對這些變遷?本文將試圖通過細致呈現一家以家政為核心業務的020企業及其勞動者勞動的案例來進行初步詮釋與分析④。

                二、研究述評與聯合性分析框架

                作為傳統服務業的一種,家政工作由來已久,現代社會工業化急劇發展,雙職工核心家庭成為主流,因而引發了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對家務勞動外包的大量需求,家政工人、家政產業和家政中介組織也應運而生。201 1年國際勞工大會通過的《家庭工人體面勞動公約》嘲將“家庭工作”定義為在或為一個住戶或幾個住戶從事的工作;將“家庭工人”(或稱家政工人,Domestic Worker)定義為在一種雇傭關系范圍內從事家庭工作的任何人(男性或女性)。國際勞工組織希望通過此公約引發人們對于長期以來處于灰色地帶的家政勞動者的關注,以及促進各成員國采取實質措施改善家政工的勞動條件和勞動待遇。

                在中國,家政工一般包括保姆、月嫂、育兒嫂、小時工等工種,90%以上為女性,大部分來自欠發達地區的農村。事實上,由于家政工作在法律、倫理和勞動等方面的特殊性,使得其雇傭關系難以得到正式認定、勞動權益容易受到侵害,以及工作內容和工作標準的模糊性和私密性導致雇傭者和勞動者雙方的矛盾多發等情況。家政工問題得到了學者們長期關注和討論。綜合來看,相關的研究可分為兩個方面:勞動關系面向和勞動過程面向。

                一般認為,勞動關系主要是指勞動過程中資本 (管理方)、勞動者等行為主體之間的關系網,更確切的定義是“勞動力使用者與勞動者在實現勞動的過程中所結成的一種社會經濟利益關系”【9J。在這一概念下,在微觀層面的研究問題主要關注勞動者與雇主之間以各種形式(法律文本、口頭承諾)形成的確定、規范雙方權利義務的關系以及由此引發的雙方的博弈和沖突“oJ。

                勞動關系面向以討論家政工與雇主之間雇傭關系為主線。在很多國家,家政工作為家庭中家務勞動的外來替代者,其勞動一般被視為“隱性的”和 “非正式的”u“,在法律上不具備工業大生產框架下勞動的一般特點;同時,基于傳統的家庭性別分工,女性被認為更適于從事與家務勞動相關的工作,底層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被排斥”[1習的地位也使其在某種程度上“被動”選擇進入家務勞動領域,亦由于雙重角色被要求兼顧家庭與工作,難以從事全職工作,因而大部分家政工很難與雇主或中介機構形成正式的雇傭關系。而缺乏法律契約對勞動者身份的確認和保護,又導致家政工難以享受到相關的勞動權益保障和福利待遇,例如工傷保險、醫療保險等,因此導致了家政工在勞動力市場中和社會結構中處于更加弱勢的位置,勞動權益狀況堪憂。

                針對此種情況,國內相關研究主要從兩個方面開展:一方面從法律角度論證家政工作作為一般勞動的正當性、合法性和特殊性,例如通過推動相關法律的調整從而為家政工提供基礎勞動權益保障;另一方面則有學者從勞動力市場的結構出發,指出家政工作作為全球化中勞動領域非正規化、靈活化發展趨勢的一部分,很難將其統合在傳統生產制造業勞動范式內,因此提出在承認勞動雇傭契約的非正規化、靈活化將成為未來發展的趨勢之一的前提下,討論如何針對家政工作的特點從行業標準、權益保障等各具體方面給予此“邊緣勞工群體”以實質性地支持和保障‘1搬3m。

                勞動過程理論主要通過呈現生產場域中組織勞動的制度、機制和規范,勞動者的生產實踐與過程,以及寓于其中的主體之間的互動與關系,探討生產過程中資本與勞動者之間的控制與反抗問題【13J。在控制方面,相關研究指出了工業化過程中資本對勞動者控制策略的多樣性,包括直接控制(去技術化)、責任自治(賦予勞動者一定決定權)以及更宏觀意義上的結構控制(組織整體結構與環境的角度)㈣司儼P77塒,106—108’[1司㈣110Ⅲ”,同時也提出勞動者不是控制的被動承受者,而是具有主體性和主觀意識的,因此勞動者對控制的回應包含了反抗與同意的雙重選擇““。

                勞動過程研究視角被引入服務業和家政工研究中的時間較短,總體上依然延續該研究傳統控制與反抗的主線,將相比較于傳統制造業而言更具隱蔽性和私密性的家政等服務勞動所包含的微觀控制策略、權力關系細致地呈現出來,指出由于服務對象的特殊性,在勞動過程中不僅是勞資二元互動,而是包含了消費者、中介機構等多元關系主體,因此勞動過程的控制和反抗具有一定程度的復雜性“8],特別是對于服務業來講,性別化秩序是建構生產政體的重要基礎,由此建構出多種類型的勞動過程和控制策略“9J。相關實證研究發現,飯店業服務者即使是在同一工作場域內,管理方通過將女性年齡感和家庭再生產相結合,形成了性別化年齡的控制策略,使同為女性的勞動者以工種和年齡分化為兩類群體,總體上,以性別為基礎形成“姐妹情誼”的可能性被以“姐妹分化”為結果的生產政體所代替。

                在此基礎上,學者們進一步反思勞動過程視角 50 過于局限在階級維度的分析,而忽視了家政勞動所具有的性別機制和情感勞動特質洌ⅢJ。一方面由于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分工,使底層勞動女性不得不進入低技術、低薪酬、非正式的家政行業,揭示了勞動力市場的結構不僅涉及教育、階層等傳統維度,也同樣受到性別的影響而形成不平等的分工結構;另一方面,家政培訓過程中,管理者也利用女性勞動者在家庭中的“母職”角色,將其對家人的照顧性情感融人勞動中,從而通過對家政工身體、情感雙方面的建構而達到滿足被服務方需求的目的,也造成了勞動者主體性的缺失以及理性與情感的割裂倒倒。特別是在新一輪以獲取技能等級證書為目的的家政培訓中,更進一步對家政工已有的性別角色認知進行重塑,以使其在知識結構和角色認知上更加符合消費者期待中的現代“母職”角色吲。

                綜合以上回顧,勞動關系面向主要沿著家政勞動中顯性的、法律制度意義上正式契約關系缺失的思路展開,在承認家政勞動靈活性、非正式趨勢不可避免的基礎上,希望透過突出家政勞動的特點來部分地改善勞動者的相關狀況(包括工作權益狀況和家庭再生產兩個方面),因此這一面向的分析線索是有關勞動契約的靈活性問題。而勞動過程面向則主要關注微觀層面主體間的互動,即控制與反抗問題,特別是性別視角和情感勞動概念的引人有利于呈現出家政勞動過程中多元主體參與和多重控制策略的特點,因此這一面向的分析線索在于對于控制策略的呈現和對勞動者主體性(反抗)的分析。

                已有研究分別沿著以上兩個面向將家政勞動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呈現和分析,然而互聯網技術深度嵌入到傳統服務業的過程同時也伴隨著強烈的改造與重塑動機。相關研究已經發現,互聯網技術除了具有自身的文化特點外,也在與資本形成緊密的合作關系,從而在企業中進一步整合資本關注增長、速度、利潤的運營策略,形成獨特的企業文化和管理策略州。技術與資本結合的力量對于社會生活的全面影響已是當下的共識,而其對傳統服務業的重新形塑也必將是深刻而全方位的。因此,在研究“互聯網+”趨勢下020家政服務業的變遷需要一個綜合且全面的視角,基于已有的研究和實踐層面的趨勢,本研究提出采用勞動關系一勞動過程聯合框架來展開后續的分析。這一方面是對互聯網嵌入的深刻影響的回應,另一方面也是對既有研究中勞動關系和勞動過程研究視角相對獨立、割裂狀態的一種彌合努力。

                基于勞動關系市場化的情況,本研究框架在勞動關系方面主要考慮契約化的類型與程度,依次將契約化(設想為一個連續譜,以正式勞動合同約定的、穩定的勞動關系為一端,以臨時的、非正式的勞動關系(包括兼職、勞務派遣、平臺合作)為另一端,勞動過程方面則考察控制的類型與程度,也將其設想為一個連續譜,將賦予勞動者一定自主性的霸權生產政體作為一端,將嚴密監控、規范勞動者工作場域中行為的專制生產政體為另一端。將兩個連續譜聯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由橫豎兩個坐標軸組成的四象限分析框架(見圖1)。

                繼而我們可以得到分析用工模式的四類理想類型:強契約一強控制型、強契約一弱控制型、弱契約一弱控制型、弱契約一強控制型。依據此分類實踐中相應用工模式可分別歸屬于其中(見表1)。

                表1以理想類型為準,分別列出了相關的典型用工模式。工業生產屬于強契約一強控制的類型,工廠一般會與工廠簽訂勞動合同,并履行雇主的相關責任,同時對生產中的時間、空間、技術等細節都給出了具體的制度與規范,控制程度也比較嚴格;強契約一弱控制的典型代表則是互聯網行業的精英技術人員,企業與他們簽訂條件優渥的勞動合同,為其提供各類支持和福利,同時賦予其較大的工作自主性,例如無固定工作時間、開放的辦公場所、自由的發言等,期望以此來激勵其創新;傳統服務業、自由職業者以勞務派遣、口頭承諾或無合同等方式組織勞動,與此同時管理層對其工作場所的監控也相對較弱;本研究所關注的020家政服務業就目前的情況看一般以勞務派遣或平臺合作的方式形成勞動關系,但與此同時管理方給勞動者設立的制度與規則卻顯著增加,因此具備了成為第四類強控制一弱契約典型用工模式的主要特點。

                本文將具體討論020家政的相關用工模式形成的原因及其可能的影響。并在田野資料的探討之上,著重討論“數字鴻溝”在020家政業被建構的過程中是如何被處理的,是否有利于調整家政業內勞動關系和勞動過程中的不平等要素。同時,鑒于傳統分析框架對性別視角的忽視,以及服務業、家政業以女性勞動者為主的特點,本文也將性別分析引入到具體的分析框架中來。

                文中的田野資料主要來自于2016—2017年對x 互聯網家政公司家政工的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同時作為比較,也訪談了部分實體門店的家政工和相關經營者。

                三、強控制與弱契約:從聯合性分析框架出發

                本部分將利用已經建立起的聯合性分析框架,從勞動場域的實踐與發展趨勢出發,呈現其在勞動關系和勞動過程雙方面的變遷趨勢和特點。

                (一)020服務業的興起

                互聯網技術自20世紀80年代在美國投入商業運營,而中國相關企業則在20世紀末才出現,主要由出國留學歸來的精英技術人才創辦,因此在互聯一致,以融資、上市為主要目標。同時也部分保留了相關的互聯網技術文化,在企業文化上多傾向于倡導平等、自由、創新的“工程師文化”,尊重員工、賦予其在勞動過程中更多的自主權。因此,在傳統的互聯網核心企業,我們能夠看到其技術特性的體現:技術及其文化成為勞動者的一部分,以及企業部分地承認此種文化并據此建構企業文化和勞動過程,使互聯網核心企業的工作相較于其他行業更加寬松、自由。

                020服務業在中國的發展則發端于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之后,傳統PC端的業務與發展模式已然飽和,資本和企業都試圖轉型到移動互聯網領域。渴望找到新一輪突破口的全球金融資本意識到智能移動終端的興起與普及將有利于連接起線上與線下之間原有的割裂,從而創造更多利潤點。在此趨勢之下,眾多互聯網技術精英以“技術改變世界”的勇氣試水改造傳統服務業,認為這是互聯網發展的下一個藍海所在。

                在美國,此方面最成功的商業模式屬于高朋公司(Groupon),這家公司以經營網絡團購實體店優惠券為主營業務,在美國迅速發展,成為移動互聯網發展的一個標桿與傳奇。中國020業務發展的思路也是以此為發端的,但由于此行業進入門檻較低又是資本投資熱門,到了2010年已經形成了“百團大戰”甚至“千團大戰”的局面,競爭趨于白熱化的結果是大批創業公司接連倒閉,但也有一部分企業延續此思路,轉型到相關領域中去,尋找020領域的發展突破口。

                延展業務線,利用國內勞動力比較豐富的資源使這類企業得以發展和生存下來,由此創業者和投資者的目標開始從單純借鑒國外模式發展到開創符合本土需求的發展思路。020服務業中的家政企業即是在此浪潮中發展起來的。當然2015年國家層面對“互聯網+”概念的肯定以及對互聯網技術介入傳統產業的推動為此次發展浪潮推波助瀾,使之成為資本、政府、創業者各方追捧的熱點。

                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很多原本在傳統服務業 52 網行業發展之初,技術與商業模式多為借鑒國外成熟企業而來,企業發展路徑則與美國相關互聯網企業從業的勞動者,甚至從事農業、工業生產的勞動者在這一時期被卷入到此番發展浪潮中,既收獲著“弄潮兒”的喜悅,也付出了開拓者的代價。 (二)弱契約勞動關系的延續根據已有研究,傳統服務業的勞動者與企業問大多以勞務派遣、兼職工作等形式結成非正式勞動關系。以傳統家政業為例,家政公司與家政工人之間的關系存在三種類型:中介制、會員制和員工制。中介制以單次交易為主,家政工人每成功獲得一次服務機會向家政公司支付一定的中介費;會員制則由家政工每年向家政公司支付一次會費成為其會員,公司負責為其在此時間段內提供培訓和工作機會,但客戶直接向家政工人支付其勞動所得。員工制則是家政工作為公司的正式員工,簽訂勞動合同,但此類在家政業內數量極少倒。因此,從勞動關系的角度,傳統服務業中家政工人與企業之間的勞動關系本來就屬于弱契約的類型。——論文作者:梁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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