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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內容提要 互聯網使用 ( 網絡、上網頻率、網絡操作技能) 與新生代農民工社會發展 ( 信息獲
內容提要 互聯網使用 ( 網絡、上網頻率、網絡操作技能) 與新生代農民工社會發展 ( 信息獲取、知識習得、網絡建構、意見表達、社會融合) 之間有何 關 系? 通 過 北 京市的個案研究可以發現: 整體而言，人口結構性因素和互聯網使用情況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發展具有較為明顯的影響，人口結構性因素又以教育程度、行業和單位屬性的影響最為突出，互聯網使用因素以網絡操作技能的影響最為突出。就互聯網使用而言，其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社會發展的作用是復雜的，既有促進的方面，也有阻礙的方面。
關鍵詞 信息傳播技術 互聯網 發展 新生代農民工 ICT4D
在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波瀾壯闊的歷史轉型過程中，農民工這一新興社會群體的出現以及包括農民工群體在內的工人階級的 “再形成”[1]無疑是引人矚目的大變動之一。社會學界對這一現象最先進行了積極的關注，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農民工的遷徙、工作和生活狀況研究已成為社會學界的一個重要領域，成果頗豐。21 世紀初，有關農民工與大眾傳媒的議題也開始進入新聞傳播學界的視野，并隨著媒體形態的變遷逐漸向農民工與新媒體的議題轉向。
伴隨農民工群體的代際更替，出生于 20 世紀 80 年代的新生代農民工，由于其成長環境、群體特性與改革開放初期誕生的老一代農民工群體所存在的差異以及其逐漸成長為農民工群體主力軍的態勢，又得到了研究者們特別的關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王春光于 2001 年率先提出了 “新生代流動人口” 這 一 概念，指年齡在 25 歲以下，出生于 20 世紀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于 20 世紀 90 年代外出務工經商的農村流動人口; 與 20 世紀 80 年代初次外出的第一代農民工相對。[2]在隨后關于這一群體的研究熱潮中， “新生代流動人口” 這一概念逐漸被 “新生代農民工” 所取代。2010 年中央一號文件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 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 中，正式明確了 “新生代農民工” 的概念。對于新聞傳播學界而言，由于媒體不斷更新的技術特質與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相比較老一代群體而言所具有的高知識水平、強吸收能力特質的內在契合，觀察新生代農民工與新媒體技術二者的關系更具有特別的意義。此外，在中國社會階層分化明顯、階層結構固化[3]的背景下，以移動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被賦予的 “平等” “開放” “賦權” “民主” 的諸多內涵更引發人們的想象與期待，那么，年輕一代的農民工群體是如何使用互聯網的? 互聯網在他們的社會發展過程中究竟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對上述問題的回答，不僅可以為探求新生代農民工在信息化社會的發展路向提供 參 考，同時也將對信息傳播技術與發展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ICT4D) 這一有關發展研究的經典命題提供基于中國經驗的觀照。因此，本研究試圖通過建構基本的指標框架來探索互聯網使用與新生代農民工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
一、文獻綜述
( 一) 媒體 /新媒體與農民工
整體來看，學術界對于農民工群體與媒體關系的研究，始于對傳統媒體的關注，彼時的研究大體分為三類: 一類是對某一城市或地區農民工或其子女媒介接觸現狀的描述。[4]一類是對媒介文本的分析，解讀大眾傳媒對農民工的報道特征，尤其是其中存在的問題，[5]或分析媒介建構起的農民工社會形象特征及其社會后果，[6]也以這類研究居多。第三類研究是從話語權的角度出發，透視民工話語權被擠壓現象背后的社會原因。[7]2008 年起，隨著以互聯網和手機為代表的新媒體在農民工群體中的普及，有關新媒體與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的討論開始興起并呈增長的態勢。
關于新媒體與農民工的研究，從內容上看大體分為兩類: 一類是對農民工新媒體使用基本狀況的全景式調查，或者是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重在呈現統計學意義上的使用特征，[8]或者是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重在挖掘新媒體在農民工城市生存中的 “意義”。[9]另一類是研究新媒體在農民工生存發展若干面向上的作用，如新媒體在農民工信息溝通、[10]信息獲取、[11]社會網絡建構、[12]身份意識形成及社會融合、[13]意見表達[14]以及女性農民工履行母職[15]等方面的作用，邱林川則看到了新媒體通過塑造一個草根社會網絡、在不平等的社會中謀求突圍的力量。上述研究的路徑和基本立場各有不同，也各有側重的面向，但整體觀之，其實都在圍繞一個基本的主題展開，即新媒體在農民工邁向城市化、信息化的進程中究竟承擔了什么樣的社會功能。當我們以 “發展” 這一核心概念來統領全局時，會發現已有的研究其實都在追問，在農民工這個最能體現由 “農村” 向 “城市”、由 “落后” 向 “先進” 升級的 “發展” 概念的群體身上，新媒體究竟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簡言之，信息傳播技術與農民工的發展究竟有何關系。
( 二) 傳播與發展
關于傳播與發展關系的探討由來已久，也形成了傳播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 發展傳播學。始自 20 世紀 50 年代、帶有冷戰時期意識形態之爭色彩的發展傳播學，其目的是通過提高本地的生產力，發展國民經濟的規模，來改變人民落后的生存狀態，幫助發展中國家從建立在落后技術上的傳統農業國向生產針對市場需求的經濟作物的現代農業國轉變。[16]發展傳播學歷經幾次范式演進，從最初對于國家力量在推進知識傳播從而促進發展中的作用深信不疑，到 20 世紀 60 年代末期開始對國家主導范式的逐漸摒棄以及主張公眾參與范式的興盛，以及幾乎在同一時期開始在國家之外尋找不平等的世界結構性因素的媒介帝國主義范式，直到 21 世紀以來用全球化話語來解讀傳播與發展的關系，一路走來，盡管對于誰是或應該是傳播中的主導力量紛爭不已，但始終暗含一個基本假設: 傳播是推進國家發展的重要力量。
關于傳播如何推進國家發展，首先需要明確何謂發展。“發展” 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也殊難形成一個統一的定義。就其演進歷程來看，經歷了由強調經濟發展向強調經濟、社會、生態的全面可持續發展的轉變、由強調國家和社會層面的宏觀福祉向強調人的微觀幸福的轉變、衡量指標由 GDP 指數向 HDI 指數的轉變過程。[17]在發展傳播學的第二代學人羅杰斯看來，“所謂發展就是一種社會變革，在這種社會變革中，新的觀念被納入某一社會體系，通過更加先進的生產方式和改進社會組織架構，以實現更高的人均收入和更高的生活水平。”[18]傳播則是在一個社會體系中傳遞、納入新觀念、新知識、新信息的重要手段，起著 “流動擴音器” 的作用。[19]
重點在于，傳播推進國家發展的力量最終要通過作用于個人的發展體現出來，這也是發展傳播學的奠基者們所認識到的: 社會的變革要通過個人的變革才能得以實現，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發展的途徑在于借助傳播的力量培養具有現代性的個人。在這個意義上，傳播與個人發展是傳播與發展這一宏大命題的基礎層面，個人發展也是國家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前提。這就是為什么羅杰斯在后期修正了他對于發展的定義，他認為發展是 “一種指導下的社會變革，這種變革給予每個人不斷增強控制自然的能力。”[20]
實際上，這一對于發展的理解帶有明顯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 ( Amartya Sen) 的印跡，后者將發展定義為一個擴展人們所享有的實質性自由的過程。[21]在阿馬蒂亞·森看來，所謂發展，歸根結底還是人的發展，這也是他所創立的 “可行能力” 方法的核心觀念。“可行能力” ( capability) 是阿馬蒂亞·森用于解釋和評估人的發展的核心指標，“一個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實現的、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組合”。所謂功能性活動， “反映了一個人認為值得去做或達到的多種多樣的事情或狀態。有價值的功能性活動的種類很多，從很初級的要求，如有足夠的營養和不受可以避免的疾病之害，到非常復雜的活動或者個人的狀態，如參與社區生活和擁有自尊”。“可行能力” 方法的核心即是以個人實現了的功能性活動或所擁有的由可選組合構成的可行能力集來評估其發展。當然，對于哪些特定的功能性活動應該列入重要成就以及相應的可行能力的清單，歷來存在許多爭議，[22]阿馬蒂亞·森本人也未給出具體的內容。“阿馬蒂亞·森并沒有說明，作為評價標準的實質自由或可行能力究竟應當包括哪些具體內容。他只是認為，這個問題是一個社會選擇的問題，需要通過民主的程序來解決，而且標準的具體內容是開放的”。[23]這也為其 “可行能力” 方法的具體運用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 三) 信息傳播技術與人的發展
“能力方法” 是一個以人為中心的發展范式，也 是 討 論 ICTs ( 信 息 傳 播 技 術) 與人的發展間關系的重要范式。[24]在這一范式之下，人的發展意味著具有實現愿望和自由選擇的實質性能力，無論是擁有知識的能力、保持健康的能力、獲取工作機會的能力、或者是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等。而信息傳播技術則是增進人的上述各種能力的重要手段。
“能力方法” 及其延伸出來的一系列發展范式，都格外強調了以人為中心的發展路徑。在信息傳播技術與發展的關系上，更看重人對于信息傳播技術的使用而非僅僅是 “接近”，更強調技術應用在人的 “能力” 塑造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技術通常是一種手段，因此使用特定的技術本身也會成為一種能力，但在大多數時候，它還是用來達成或擴大其他能力的工具。事實上，人們會使用各種不同的媒體手段來達成信息或傳播的目的，這種運用通常又會成為其他結果的手段。……尤其是，像互聯網和手機這樣具有多重目的的技術，可以成為支撐多種選擇結果的強大工具。”[25]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信息傳播技術通過增進人的能力從而助力于人的發展。
因此，基于能力方法范式的發展觀，一 方 面 將 對 發 展 的 測 度，由 此 前 以 經 濟、健康、教育等構成的宏觀測度指標，轉向以人為中心的微觀指標。如多蘿西婭·克萊勒 ( Dorothea Kleine) 提出的指標包括: 更容易的溝通; 增長的知識、更好 /更多的人際關系; 健 康 的 環 境; 增 長 的 收 入; 增 長 的 流 動 性; 更 多 聲 音; 更 多 自 主 性等。[26]另一方面，以能力的達成作為衡量發展成果的重要尺度，如在這一脈絡之下，王榮 ( 音，Wong Rong) 將有關人的發展指標直接落腳于能力的五個主要維度: 信息能力、經濟能力、政治能力、社會能力和文化能力。[27]
針對農民工群體發展路徑的特性，結合國外對于以人為中心的 “發展” 成果的測度方法和國內外有關新媒體與農民工群體發展研究所形成的傳統，本研究將以下述五個指標來測度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發展: 信息獲取、知識習得、網絡建構、意見表達和社會融合。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設是: 互聯網使用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發展 ( 包括信息獲取、知識習得、社會網絡建構、意見表達、社會融合) 具有正向作用。
二、研究設計
( 一) 概念的定義及操作化
1. 自變量
關于 “互 聯 網 使 用”，過往研究的操作化指標非常多元，有 包 括 “使 用 時 間、頻次和依賴度”[28]或 “上網時間和互聯網使用的功能項目”，[29]有包括 “使用頻率、網上政治類新聞接觸和網上政治討論”[30]或 “上網技術設備的質量和數字經歷”，[31]還有的僅包括 “被訪者通常每周會有幾天上網”，[32]可見并無一定之規，均根據研究需要靈活界定。本研究中，互聯網使用包括三個基本維度: 網齡、上網頻率、網絡操作技能。
網齡即從首次上網至接受調查日的時間長度。本研究中網齡在 5 年 以 上 的 占 37. 4% 、3 - 5 年 ( 含 5 年) 的占 25. 8% 、2 - 3 年 ( 含 3 年) 的占 14. 9% 、1 - 2 年 ( 含 2 年) 的 占 10. 9% 、半 年 - 1 年 ( 含 1 年) 的 占 4. 4% 、半年或半年以下的占 6. 6% 。
上網頻率即周上網天數。本研究中周上網天數集中在 7 天 ( 占 37. 5% ) ，每周上 網 6、5、4、3、2、1 天 的 分 別 占 9. 7% 、 11. 3% 、 6. 8% 、 12. 2% 、 9. 5% 、 13. 1% 。
網絡操作技能即對互聯網基本運用的掌握程度，通過 7 個題項來測量: 電腦打字、下載文件、用百度等搜索信息、使用殺毒軟件、文件解壓、office 辦公軟件 ( 如 word、excel、ppt) 運用、申請賬號。采用 5 級量表，1 為不懂，5 為非常熟悉，由 1 到 5 按熟悉程度依次遞增。量表具有較好的效度和信度，KMO = 0. 9，信 度 系 數 α = 0. 929。
2. 因變量
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發展包括五個方面: 信息獲取、知識習得、社會網絡建構、意見表達、社會融合。
信息獲取
信息獲取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薩斯凱·波德·格瑞維拉 ( Saskia Brand Gruwela) 等提出了信息問題解決 ( Information Problem Solving，IPS) 的概念，將 IPS 定義為基于信息解決問題的能力，即個人必須有能力根據所要解決的問題辨認所需的信息，并找到相應的信息源，從信息源中提取和組織相關信息，最終整合信息并運用于問題的解決。[33]也就是說信息獲取是人們解決問題的重要前提。有研究者認為信息獲取既可以發生在行為者外部 ( 通過外部資源獲取信息) ，也可以發生在行為者心智內部 ( 通過回憶重新記起) 。[34]網絡信息獲取主要指的是行為者的外部資源獲取，即從互聯網中提取和組織相關信息，最終整合信息并運用于問題的解決。王榮在對網絡信息獲取的研究中，詢問被調查者是否使用互聯網獲取關于商品、健康、政府機構等的信息。[35]鄭欣等在有關農民工信息獲取的研究中，主要分析了農民工如何利用互聯網獲取就業信息。[36]本研究中的信息獲取通過 “瀏 覽 招 聘 網 站” “在網上查詢簡 歷 投 放 的 反 饋” 等題項測量職業信息獲取; 通過使用互聯網搜索 “訂餐信息” “租房信息” “尋醫問藥信息” “出行地圖信息” 等題項測量生活信息獲取，采用 5 級量表，1 為從不，5 為總是，由 1 到 5 按使用頻率程度依次遞增。量表具有較好的效度和信度，KMO = 0. 849，信度系數 α = 0. 835。
知識習得
波什爾·羅杰 ( Boshier Roger) 將知識習得定義為以促進個人職業或學業進展為目的的自我提升。[37] 知識習得其實就是學習知識的過程。知識不同于信息，德 翰姆·格雷 ( Dham Grey) 認為，知識是對信息和數據的充分利用，中間融入了人的技巧、能力、思想、直覺、責任和動力。[38]杰瑞·艾什 ( Jerry Ash) 認 為，知 識 是 以人為本，由人腦處理、分析、提 取、包 裝 的 信 息。[39]可見知識是比信息更為高級的單元。如果說傳統知識習得局限于物理環境下的線下學習，那么互聯網環境下則涌現出了在 線 學 習 模 式，如 E-learning ( 電 子 學 習) 、M-learning ( 移 動 學 習) 、Online learning ( 網絡學習) 、Micro-learning ( 微 學 習) 等。大量研究認為基于互聯網的學習比傳統學習具有更高的效率。[40]本研究的知識習得通過 “在網上學習與工作相關的知識” 測量職業知識習得; 通過 “學習網購知識” 測量生活知識習得，采用 5 級量表，1 為從不，5 為總是，由 1 到 5 按發生頻率程度依次遞增。量表具有較好的效度和信度，KMO = 0. 769，信度系數 α = 0. 806。
社會網絡建構
社會網絡是社會學中的重要概念，是指: “一群特定人之間的所有正式與非正式的社會關系，包括人與人之間直接的社會關系以及通過物質環境和文化共享而結成的間接的社會關系。”[41]社會網絡能夠衍生出社會資本，而這種資本是個人身份和地位的源泉和表征。關于農民工社會網絡研究主要有三個維度: 一是農民工社會網絡關系的類型及特征，如李樹茁、任義科、費爾德曼等團隊運用社會網絡分析的方法對農民工的整體社會網絡特征、[42]社會網絡結構、[43]社會網絡的凝聚子群結構、[44]核心邊緣結構[45]進行了分析。二是農民工社會網絡對其個人社會發展的意義，大多研究認為農民工社會網絡能夠提供情感支持、[46]促進職業發展。[47]三是農民工社會網絡的建構，研究聚焦于農民工社會網絡建構的影響因素。[48]本研究旨在檢測互聯網平臺對新生代農民工社會網絡建構的作用，通過詢問受訪者是否 “會主動在網上認識對自己工作有幫助的人” “被工作中認識的人拉入網上好友” 測量職業網絡建構; 通過 “在網上與他人聊天程度” 測量生活網絡建構，采用 5 級量表，1 為從不，5 為總是，由 1 到 5 按發生頻率程度依次遞增。量表具有較好的效度和信度，KMO = 0. 654，信度系數 α = 0. 621。
意見表達
意見表達在政府學上指某個集團或個人提出不同的政治要求的過程。[49]互聯網為公民意見表達提供了平臺，其進入門檻低、發言不受嚴格限制。網絡意見表達是指公民 ( 個人或群體) 在計算機中介情境下的意見表達。[50]學界對網絡意見表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意見表達行為特征及其影響因素，[51]廖圣清的研究發現網民比非網民意見表達顯著地更頻繁，[52]陳旭輝、柯惠新的研究則發現，議題屬性，包括議題興趣、議題知識、議題相關、一 致 性、議題關注等因素影響意見表達行為。[53]周 葆華專門分析了農民工的網絡意見表達，發現新生代農民工最主要通過人際渠道和網絡渠道表達意見。[54]本研究調查了被訪者對 10 個熱點議題的網絡意見表達情況，通過因子分析得到新生代農民工網絡意見表達的主要議題類型: 政治議題 ( 釣魚島事件、薄熙來案、十八大) 、社會議題 ( 富士康跳樓、李天一案、郭美美事件) 、娛樂議題 ( 非誠勿擾、農 民 工 春 晚) 、農 民 工 議 題 ( 民 工 荒、農 村 低 保) 。采 用 5 級 量表，1 為不知道，2 為聽網友說過，3 為網上瀏覽，4 為網上評論，5 為由線上討論轉到線下討論。量表具有較好的效度和信度，KMO = 0. 854，信度系數 α = 0. 860。
社會融合
作為一個社會政策概念，社會融合源于歐洲學者對于社會排斥現象的研究， 2003 年歐盟在關于社會融合的報告中作出如下定義: “社會融合是這樣的一個過程，它確保具有風險和社會排斥的群體能夠獲得必要的機會和資源，通過這些資源和機會，他們能夠全面參與經濟、社會、文化生活和享受正常的生活，以及在他們居住的社會認為應該享受的正常社會福利。”[55]社會融合所涉及的主體分為兩個層次: 一是一個國家的外來移民與本土社會的融合問題，或外來種族與本土種族的融合問題，二是一個國家內部，弱勢 /邊緣或少數群體與主流群體的融合問題。中國農民工的社會融合屬于第二種范疇。所謂農民工的社會融合，有基于同質化轉變和差異消減兩個不同維度的界定。如童星和馬西恒認為，這是農民工 “在居住、就業、價值觀念等城市生活的各個方面融入城市社會、向城市居民轉變的過程”，[56]融合程度可以用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同質化水平來衡量。悅中山、李樹茁等則將農民工社會融合界定為農民工與城市市民之間差異的消減，并具體表述為 “農民工與城市市民在文化、社會經濟地位和心理等方面的差異的消減”。[57]當然，究其實質，這兩類定義并不沖突，都以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 “拉平” 為核心。 “對于社會融合究竟包括哪些具體的維度，目前學術界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諸多學者從不同側面和視角去測量農民工城市融合的程度或狀態。” 常見的測量維度涉及經濟、社會、心理、文化、政治五個方面。[58]悅中山、李樹茁等將農民工的社會融合分為文化融合、社會經濟融合和心理融合。[59]本次調查中新生代農民工人均月收入集中在 3000 元左右、所處職業階層較低，較多為體制外單位。據北京市統計局相關數據，2014 年北京市職工月平均工資 6463 元，[60]可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收入遠遠低于當地職工平均工資，經濟融合情況較差。所以本研究著重通過文化融合、心理融合兩個維度測量社會融合，對文化融合的測量又通過對家鄉文化的保持來測量、對心理融合通過城市感知來測量。具體來看，文化融合中對家鄉文化保持的測量借鑒了 Zagefka& Brown 的研究，包括是否愿意保留家鄉的風俗、習慣、家鄉話、生活方式及社交方式等; [61]主要詢問對以下觀點的態度: “遵守家鄉風俗 ( 如婚喪嫁娶) 對我比較重要” “按照家鄉習慣辦事對我比較重要” “我的孩子應該會說家鄉話” “保持家鄉生活方式 ( 如飲食習慣)對我比較重要”。心理融合中對城市感知的測量借鑒了悅中山等的研究; [62]主要詢問對以下觀點的態度: “我感覺自己是屬于城市的” “我覺得我是城市的成員” “我把自己看做是城市的一部分”，1 為非常不同意，2 為比較不同意，3 為一般，4 為比較同意，5 為 非 常 同 意。量表具有較好 的效度和信度， KMO = 0. 767， 信 度 系 數 α = 0. 742。——論文作者：何 晶 晏齊宏